1950年春天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从四川广安县一路辗转，终于抵达了重庆。与他同行的，是一位看起来略显拘谨的中年妇女。经过一番打听，他们来到了国府路上的一栋建筑前，门口悬挂的牌匾上写着“西南军政委员会”七个字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然而，他们的到来并不顺利。刚到门口，他们便被站岗的警卫员拦了下来。经过一番询问，才得知他们是来找邓小平的。那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名叫淡以兴，是邓小平的舅舅，而与他同行的妇女则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。
淡以兴最初寻人时，只顾着喊邓小平的名字“贤娃子”，弄得警卫员一时间搞不清楚。随后，淡以兴解释说，邓小平小时候的名字是邓先圣，学名邓希贤，因此他一直称邓小平为“贤娃子”。这个称呼在他口中已经习惯得如同呼吸一般。
虽然按辈分来说，淡以兴是邓小平的舅舅，但实际上他与邓小平的年龄差距并不大，只有四岁。两人自小一起长大，性格相投，关系亲如兄弟。后来，邓小平十六岁时去法国留学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，直到今天。
展开剩余86%警卫员得知他们的身份后，立即上报了相关情况。此时，邓小平正在开会，听到消息后，心中难免激动，但他毕竟是国事优先，便指示下属安排他们先在招待所休息，而自己则继续参加会议。
此时的邓小平，作为一名政委，正忙于政务，整日应对繁重的工作。直到晚上，会议结束后，邓小平才抽出时间，亲自接回淡以兴和夏伯根，并安排在家中好好招待。
淡以兴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，哪管邓小平如今的身份，他一见到邓小平便开始数落：“贤娃子，原来你当了大官，六亲不认了！你当了政委，怎么也不回去看看家里的老母亲啊！就算是皇帝老子，也得记得草鞋亲！”
从情理上说，淡以兴和夏伯根特意前来探望邓小平，而邓小平却让他们在招待所等到晚上，才来接，确实有些失礼。而淡以兴与邓小平的感情也极为深厚，他并未意识到邓小平如今有多忙，而是单纯地觉得自己曾经和邓小平一同度过了许多岁月，彼此感情深厚。邓小平显然不想让舅舅误解，连忙笑着说：“舅舅、夏妈妈！”
淡以兴却不依不饶，继续追问：“你还记得你爹你妈吗？”邓小平知道自己的小舅舅脾气倔强，便苦笑着一再回答：“记得，记得！”
尽管他们已经有三十多年未见，但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，邓小平也知道了一些邓家这些年的变故。可惜，岁月不饶人，邓家风雨飘摇，邓小平的父母早已去世。
听到这里，淡以兴这个朴实的农民忍不住痛哭流涕，哽咽着说：“我苦命的老姐姐呀！”邓小平也感同身受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邓小平的母亲淡氏，由于常年过度操劳，体弱多病，在邓小平留学法国的第七年去世。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也未能等到儿子学成归来，也早早离世。想到这里，邓小平的心中涌起无限的悲伤与思念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
此时，邓小平和淡以兴，虽然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政委，一个是淳朴无华的农民，但他们之间的情谊，毫无隔阂，仿佛时间并未改变他们的关系。两人聊着过去的点滴，互诉着这些年来的变化与心情，场面既感人又温馨。
两人正聊得起劲，几乎忘了夏伯根的存在。夏伯根，邓小平的继母，在邓小平的亲生母亲淡氏去世后，她为邓绍昌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夏伯根出身贫寒，她的父亲是一位船工。年轻时，她便聪慧勤劳，肯吃苦，一直是家中的支柱。邓绍昌去世后，夏伯根不离不弃，负责家中的大小事务。
尽管夏伯根的年纪和邓小平及淡以兴相仿，但她早已把邓家当成自己的家。邓小平看到眼前这个坚强、能干的女人，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淡氏。邓小平的童年，母亲总是忙碌于家务，白天照料蚕茧、养猪、喂养家禽，夜晚还要做家务、缝补衣物，而一切家中的事务都是母亲一人承担。随着年岁渐长，淡氏的身体渐渐垮掉，积劳成疾。
邓小平一直深爱着母亲，也极其感恩她为家庭做出的一切牺牲。然而，未能在母亲还健在时，报答她的养育之恩，一直让他内心深感遗憾。眼前这个为邓家同样操劳的夏伯根，立刻让邓小平心生一份深深的怀念与感恩。
邓小平对待夏伯根，如同亲生母亲一般，十分尊敬和关爱。他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深情地说道：“夏妈妈，留下来吧，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们会照顾您一生。”
夏伯根曾担心邓小平会摆架子，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继母，或许会遭遇冷落。但看到邓小平如此真诚的态度，她的顾虑也随之消失，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动，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，决定留下来。
此后，邓小平夫妻俩都非常忙碌，但有了夏伯根的帮助，卓琳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不少。夏伯根也得到了邓家人的无比尊重和喜爱，尤其是邓小平的孩子们，对她视如亲生奶奶。
邓小平曾对卓琳说过：“我们三个谁都不能少，少了哪一个都活不成。”这句话足见夏伯根在邓家中的重要地位。
对于自己的大外甥邓小平，淡以兴一直感到无比自豪。虽然邓小平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恩惠，但他知道，邓小平一直在默默关注着自己和邓家人。1950年，淡以兴带着对邓小平的深深思念来到重庆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活拮据，想请邓小平帮忙安排一份工作。
邓小平知道舅舅的心思，但深知自己如今的身份，任何特殊照顾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非议。最终，邓小平委婉拒绝了舅舅的请求，并表示：“舅舅，你这次到重庆来看我，我知道该给你安排差事。但党的差事不能随便给，毕竟我也不能偏袒任何人。”
尽管淡以兴有些失望，但他最终理解了邓小平的难处，并表示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邓小平深感内疚，但更多的是对舅舅的尊敬。之后，邓小平和卓琳依旧每月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寄给淡以兴，尽管自己生活也不宽裕。邓家老宅也由淡以兴照料，生活渐渐安稳。
淡以兴虽然是邓小平的舅舅，但从来不愿借此身份谋取不正当的利益。即便生活拮据，他依旧自尊自立，曾在市场上看到他买肉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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